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，税收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主体，逐渐走向税收国家，但是因为存在强大的国有企业，而且拥有雄厚的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如土地，使得政府除了征税外，还能够通过国有资产取得巨额的收入，使得中国仍然处于混合型而不是单纯的税收国家。

因此，避免通胀、严防通胀、拒绝通胀是发展经济、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。很明显，通胀会损害中低收入者的福利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。

主张温和通胀可以承受的人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，甚至他们将这样一种可能性看成是必将成真的事实，即只要CPI明显低于GDP增幅或居民收入增幅，居民收入就不会下降，生活水平就不会受到影响。首先，作为中间商，虽然它们面临高成本的压力，但大体上可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终端厂商，终端厂商可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。另外，劳动力工资和环境保护成本等上涨的趋势不可避免。通胀的真正原因在于流通中的过量货币，以致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形成供不应求假象，结果一部分人为价格上涨而忧心忡忡，一部分人趁价格上涨而扩大投资。事实表明，成本的升降与需求的增减只会引起个别或少数商品价格的变化，如货币大增，一定对应着其他商品价格相反的变化。

众所周知，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，提高他们的经济福利。历史证明，通胀是财富的绞肉机，是偷窃百姓的隐形大盗。因此，任何理性、负责人的改革者，都应该集中全社会的税改资源在此用功用力，以免错失税改的历史性机遇。

坦率地说，这是税负痛苦指数体系对中国税制建设的最大贡献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税制所拥有的民意基础越松软，这个税制可能给予纳税人的税痛就越大。税负较低，纳税人的税痛也可能较低，但纳税人不至于采取大规模的暴力抗税。同样，围绕中国税负痛苦指数高低排名的热议，不过是未及税改根本问题的语言游戏而已。

比如，面对同样的税负，一些纳税人可能无法忍受，另一些纳税人则可能浑然不觉，或者根本无所谓毕竟，从其客观效果看，是有助于推进中国税制改革的。

而且，税痛感也与一个纳税人的税收自觉程度紧密相关。比如，面对同样的税负，一些纳税人可能无法忍受，另一些纳税人则可能浑然不觉，或者根本无所谓。以政体不同为例，税负就与税痛有如下关系：在专制政体下，税负可能很低，但纳税者的税痛却很大，税负很高，纳税者的税痛很可能大到采取群体性暴力抗税的行为。税负越高，税痛就越大。

无疑，一个税制所拥有民意基础的大小，与这个税制自身可能给予纳税人的税痛大小成一种正相关的关系。税负越低，税痛就越小。就是说，一个税制所拥有的民意基础越坚实，这个税制可能给予纳税人的税痛就越小。尽管也给中国税制改革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，但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。

由此可见，除过税负之痛外，还存在另一种税痛，一种深层次的税痛，也是一种对每个纳税人经济自由伤害最大，最容易消减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税制。民众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评价现行税制优劣的标准，告别了过去仅凭经验和主观感受对现行税制进行模糊评价的历史。

因为，只有在民主宪政政体下的税制，才可能全面反映全体国民的税收意志，其税制才可能拥有全面广泛的民意基础，最具合法性，是一种最优的税制，是最可能增进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税制，也是最符合税制终极目的的税制。因为在这种政体下的税制，仅仅反映的是君主一人的税收意志，其税制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，不具有全面的合法性，是一种极恶的税制，是对纳税者经济自由侵害最大的税制。

进入专题： 税制改革 。因为在民主政体下的税制，反映的是大多数国民的税收意志。税负较低，纳税人的税痛也可能较低，但纳税人不至于采取大规模的暴力抗税。因为在这种税制下的税负高低，未经过大多数纳税人的同意，它反映的仅仅是一个人、几个人或少数人的税收意志。同理，在寡头政体下的税制，反映的仅是若干寡头的税收意志，其税制同样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，不具有基本的合法性，是一种次恶的税制，是对纳税者经济自由侵害较大的税制。因为前者知道自己的实际税负，而后者不知晓。

自从税负痛苦指数这个舶来品进入中国以来，税痛这个汉语称谓，就开始在各个媒介流行，成为国民谈税说事的重要词汇。同样，围绕中国税负痛苦指数高低排名的热议，不过是未及税改根本问题的语言游戏而已。

只有按照这个公式测算出来的税痛，才可能全面反应一个税制的真正税痛，从而为税制优化和改革提供相对客观的依据。因此，任何理性、负责人的改革者，都应该集中全社会的税改资源在此用功用力，以免错失税改的历史性机遇。

这固然不排除纳税者的税痛也与一个社会的税种结构组合有关系。但是，只有在民主宪政政体下的税制，才是对纳税人经济自由侵害最小的税制。

就目前尚未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而言，税改的根本目标应确立在如何尽快消减深层次的税痛。事实上，如果税制的国体、政体基础不同，依据税负痛苦指数评价体系做出的判断很可能自相矛盾。毋庸讳言，另一种税痛，才是恒久伤害每个人创获财富原动力和积极性的最大税痛，最终会消减每一个国民的福利总量。道理在于，如果税制的国体、政体背景相同，无疑，税负高低与税痛大小存在一个正相关关系。

因为此时纳税人纳税，遵从的不是自己的税收意志，是一个人、几个人或少数人的税收意志，被剥夺感很大。同样，税负越低，一种税制对纳税人经济自由的侵害就越小，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拿走的财富也越少，纳税人可直接支配的财富就越多。

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，严格意义上的税制改革，也就不可能取得全面的成功。在寡头政体下，税负也可能很低，但纳税者的税痛却较大，税负较高，纳税者的税痛同样可能大到采取群体性暴力抗税的行为。

相反，如果一个税制所拥有的民意基础越松软，这个税制可能给予纳税人的税痛就越大。至少，它使国民拥有了一个与国外税制进行比较的参照系统，可以知道中国税制就税负而言，或者说就其数量评价体系而言，与其他国家的差别究竟有多大。

比如，面对同样的税负，在同样政体背景下，直接税纳税人的税痛感要相对强烈一些，而间接税纳税人的税痛感要相对温和些。比如，主观性、片面性问题，以及技术性指标缺陷等等。一切无视税制制度前提的税负高低之争，都很可能错失税改的历史性机遇。毋庸讳言，这种税痛的消减，虽是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，但其彻底的解决，却仰赖于政治改革的完成。

这样看，另一种税痛，反映的才是一个税制的真正属性，才是一种税制改革更应该关注的税痛。相反，在民主政体下，税负较高，但纳税人的税痛反而可能较小。

就是说，其税制拥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，具有基本的合法性，是一种次优的税制，是对纳税人经济自由侵害较小的税制。纳税人纳税，遵从的是自己的税收意志。

特别是，现行税负痛苦指数体系无视税制本质性质差异，或者说，不问国体政体前提，仅就税负大小作为考量要素的评价体系，其本身的缺陷可以说是致命的。坦率地说，这是税负痛苦指数体系对中国税制建设的最大贡献。